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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復敘事中的靈魂審判——論莫言的《蛙》的結構藝術_媒體推薦_新聞_幸運快樂8開獎結果記錄

來源:大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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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5 10:53:11

莫言是一個勇于創新的作家,既不愿模仿別人,也不愿重復自己,總是在不斷的超越自我。他的每一部長篇小說幾乎都在進行新的探索。《蛙》就是一個探索性的文本。《蛙》共分五部,其結構由三種文本組成:一是劇作家萬足,筆名蝌蚪寫給日本作家杉谷義人的五封信,這五封信分別處在小說每一部的開頭位置。二是蝌蚪寫的書信體小說,主要講述姑姑萬心這個鄉村婦產科醫生的故事,處在前四部蝌蚪給杉谷義人的信的后面。三是一部名為《蛙》的九幕話劇,為小說的第五部。這三種文本也是三種不同的文體,一是書信體,二是小說敘述文體,三是話劇文體。從結構構成要素上來看,《蛙》與《酒國》極為相似,但《蛙》中的話劇文體取代了《酒國》中的李一斗的小說文體。從敘述者來看,《酒國》中的敘述者是在莫言和李一斗之間不斷變換的,而《蛙》中的敘述人則始終是蝌蚪,信是蝌蚪寫的,書信體小說也是蝌蚪創作的,《蛙》的話劇劇本還是蝌蚪寫的。但是由于文體的改變,敘述視點也發生了變化。

蝌蚪在寫給杉谷義人的信中,談到他的創作設想,準備工作等,具有元敘事的性質。如在第一封信中,蝌蚪就談到了自己的創作計劃,說姑姑的故事已引起人們的興趣,縣幸運快樂8直播館的一位文友,已經動筆寫作一部鄉村婦科醫生題材的小說,自己想寫一部以姑姑的一生為素材的話劇,并答應杉谷義人用寫信的方式把姑姑的故事告訴他。在第二封寫給杉谷義人的信中又談到自己創作的準備情況,并且盡量地把自己的一些經歷寫出來。在2004年元旦寫給杉谷義人的信中,蝌蚪談到了小說中的人物和自己寫作時的一些情況,并對小說中涉及的問題直接發表評論:

您說讀到王仁美去世時流了眼淚,我寫到她去世時也是熱淚盈眶。我不抱怨姑姑,我覺得她沒有錯,盡管她老人家近年來經常懺悔,說自己手上沾著鮮血。但那是歷史,歷史是只看結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們只看到中國的萬里長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許多偉大建筑,而看不到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國人用一種極端的方式終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實事求是地說,這不僅僅是為了中國自身的發展,也是為全人類作出貢獻。畢竟,我們都生活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資源就這么一點點,耗費了不可再生。從這點來說,西方人對中國計劃生育的批評,是有失公允的。[①]

幸运快乐8蝌蚪在這兒既認識到計劃生育政策的歷史合理性,又沒有否認在這合理性中蘊含的個人悲劇。在寫給杉谷義人的第四封信中,蝌蚪談到自己的寫作目的和寫作態度:

確實是想用這種向您訴說的方式,懺悔自己犯下的罪,并希望能找到一種減輕罪過的方法。您的安慰和開導,使我心中豁亮了許多。既然寫作能贖罪,那我就不斷地寫下去。既然真誠的寫作才能贖罪,那我在寫作時一定保持真誠。[②]

在2009年6月3日的信(也是最后一封)中,蝌蚪寫到:

我終于完成了這個劇本。現實生活中的許多事件,與我劇本中的故事糾纏在一起,使我寫作時,有時候分不清自己是在如實記錄還是在虛構創新。······這個劇本,應該是我姑姑故事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劇本中的故事有的盡管沒有在現實生活中發生過,但在我的心里發生了,因此,我認為它是真實的。[③]

從以上所引的蝌蚪的信中,可以看到蝌蚪既談論了寫作劇本的設想、準備、進度,也說到書信體小說中的人物、事件,并對之進行了評價,并談到自己的創作態度——真誠的寫作。有意暴露敘事的俗例、常規,使敘事的人為性質和虛構性質顯露出來,從而構成了元敘事的陌生化效果。盡管蝌蚪強調姑姑的故事是真實的,但是元敘事的行為本身,卻暴露出敘事的虛構本質。故意讓人們意識到小說的虛構性質,也是作者莫言自我保護的一種手段。在莫言看來,寫實和虛構還是有著明顯區別的。很明顯計劃生育是一基本國策,是一敏感話題,也是文藝創作中從未正面涉及的一個題材,任何對此說三道四的話語,都將會被認為是大逆不道(《蛙》獲茅盾文學獎之后,計劃生育部門的反對就很能說明這一問題)。蝌蚪在給杉谷義人的信中說,自己有時分不清是在如實記錄還是在虛構創新。其實就是在故意混淆寫實與虛構的界限,造成一種真假虛實莫辨的狀況。從而讓那些手持放大鏡尋找骯臟字眼的文壇英豪無處下手。而元敘事就具有消解真實性、強調虛構性的功能,所以,像《酒國》一樣,采用元小說的方式是作者為規避政治風險而采取的一種自我保護措施。也是莫言“結構就是政治”觀點的又一具體實踐。

《蛙》主要寫了姑姑五十余年的生活經歷,但小說不可能將這五十余年姑姑所經歷的一切事無巨細地一一展示,也不可能完全遵照故事的自然時序以等量的方式來進行。也就是說作家根據表達的需要,應該對故事的詳略進行選擇,對時間、事件進行合理的安排。必須要有所取舍,刪繁就簡,擇其要點來敘述。那么,姑姑的故事就成為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生活片段的組合。在第一部中,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信是2002年3月21日,其后的小說敘事以回顧性敘述的方式,講述了姑姑萬心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經歷。1950年代姑姑成為婦科醫生,在東北鄉推行新式接生法,接下幾千名嬰兒,享譽鄉里,被鄉親們稱為活菩薩,送子娘娘。其中穿插了姑姑與飛行員王小倜的愛情故事和王小倜叛逃后姑姑的不幸遭遇。第二部中的書信體小說敘事主要講述了姑姑作為計劃生育的堅決實行者的經歷,同時也遵杉谷義人之囑將自己經歷的事情寫了進去。蝌蚪的妻子王仁美計劃外懷孕,在部隊領導和姑姑以及蝌蚪的勸說下,王仁美同意打掉胎兒,但因大出血而身亡。第三部主要敘述了蝌蚪與小獅子的婚事,圍堵計劃外懷孕的陳鼻妻子王膽,結果王膽早產,女嬰陳眉存活,王膽死去。第四部寫的是21世紀初,姑姑退休后的生活,為早年的計劃生育時期所做的流產引產而懺悔。蝌蚪與小獅子退休后回高密居住,由于婚后無子,小獅子找陳眉代孕。第五部中的信寫于2009年6月3日,信后是一話劇《蛙》,交代了故事的結局。這一個個故事片段,連綴起姑姑五十余年的生活經歷,也將中國鄉村五十余年的生育歷史呈現出來。從第二封信到第五封信,都是上一敘事單元的結束,同時,又開啟了下一敘事單元,從而成為敘事單元轉換的樞紐,也是讀者在經過較長時間閱讀后從而獲得短暫休息的驛站。 

《蛙》也是一個利用多重文本進行反復敘事的復合結構。除了書信體小說中講述了姑姑的故事,蝌蚪寫給杉谷義人的五封信,也像《酒國》中莫言與李一斗的通信一樣,具有中斷敘事進程,顯示杜撰特性,混淆寫實與虛構界限的作用。同時,這五封信也成為敘事的一個組成部分,參與和豐富了小說的敘事過程,既成為小說時空轉換的驛站,又是一反復敘事。但這種反復敘事并不是簡單的重復,而是在視角的轉換中,展現出事件的豐富性。在信中,蝌蚪對姑姑的故事進行了評點和再敘述,就是由于文體的轉換所帶來的視角變換,使蝌蚪能夠跳出事件的進程,以現在的視點來反顧、闡釋姑姑過去的故事,從而顯得更加客觀公正。但真正起到對小說敘事進行重復敘述作用的則是第五部中的九幕話劇《蛙》的劇本。在第四部的書信體小說敘述中,寫到了蝌蚪與小獅子婚后多年小獅子無法懷孕,到娘娘廟求子,并去袁腮的牛蛙養殖場參觀,后來得知袁腮還暗中經營代孕公司。小獅子求子心切,進入牛蛙養殖場上班,暗中卻想盡辦法找陳眉代孕。蝌蚪后來得知此事,心急火燎地要想辦法終止妊娠,但此時陳眉已懷孕六個月,而小獅子則堅決不讓。小獅子假裝懷孕,后在牛蛙養殖中心的“隱秘產房”分娩,產下一男嬰(實際上是陳眉代孕所產)。陳眉走向代孕之路,也有不得已的苦衷。這個當年的早產兒,長大以后出落成一個漂亮的姑娘,她與姐姐陳耳去廣東東麗毛絨玩具廠打工,在一場震驚全國的火災中姐姐喪生,陳眉徹底毀容。回到家鄉后,父親陳鼻又遭遇車禍,欠下巨額債務。為償還欠債,陳眉才答應為人無性代孕。在敘述上述事情的同時,還講到了姑姑退休那天酒醉后的一段經歷。姑姑酒醉后無意間走進一片洼地,聽到遍地蛙鳴,猶如成千上萬的嬰兒啼哭,在姑姑聽來這如哭的蛙聲里,仿佛是無數受了傷的嬰兒的精靈在發出控訴。姑姑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拔腿就跑。但千萬只青蛙從四面八方涌了過來,將姑姑團團圍住,并跳到她的身上抓撓和咬啄,將她身上撕得不著寸縷。姑姑驚恐不已,幸遇泥塑藝術家郝大手而得救。一直未嫁的姑姑遂與郝大手結為夫妻,在反思中,也為自己在計劃生育中扼殺的胎兒充滿了悔恨。

話劇劇本《蛙》就是沿著第四部中情節線索向前推進的,在遞進中,展現出事件的多側面、多層次的豐富性。劇本的中心情節是圍繞著陳眉到處尋找自己的孩子展開的。陳眉生下孩子后,袁腮的代孕公司謊稱產下的是死胎,立刻抱走。原來說好的產下男嬰給五萬元錢,結果只給了一萬元。但又以1毫升十元錢的價格來購買陳眉的初乳。在孕育孩子的過程中,陳眉對孩子有了深厚的感情,并不相信孩子已死的謊言。孩子的失落,使她精神有些不正常,去派出所報案,她要找開封府,要見包龍圖。在蝌蚪慶賀孩子金娃滿月的酒宴上,陳眉趁小獅子不備將孩子奪走,匆匆離去。蝌蚪與小獅子緊追不舍,后來跑到電視劇《高夢九》的拍攝現場,走進民國縣政府的大堂。高密縣縣長高夢九學習當年開封府包大人斷案,把孩子抱在自己懷中,然后讓小獅子與陳眉搶自己手中的孩子,說誰搶到孩子歸誰。兩人拉扯著孩子,孩子大哭,精神不正常的陳眉哪知輕重,一把將孩子搶了過來。高夢九援例判決:放手者為親母,將孩子判歸小獅子。劇本也講述了姑姑繼續為當年計劃生育扼殺的胎兒懺悔。她通過民間泥塑藝人郝大手捏出了成千上萬個面容與表情不一的泥娃娃,象征性地為自己曾扼殺的胎兒贖罪。劇本是書信體小說敘事的延伸和對結局的交代,都對姑姑和蝌蚪的故事進行了重復敘述。

劇本的對小說的重復敘述,不僅僅體現在對故事情節的發展和完善上,也表現在劇本為小說中被敘述的人物提供了一個自我言說的機會。前四章無論是給杉谷義人的信,還是其后的書信體小說敘事,都是蝌蚪一人的獨白,但是到了第五章的劇本,卻成為了一個眾聲喧嘩的文本,這也是由話劇劇本這一文學樣式所決定的。小說中所涉及到的眾多人物(被敘述者)紛紛登臺,成為了敘述者。劇本為小說中的被敘述對象提供了一個自我言說的舞臺,小說中的被敘述對象作為劇中人,擺脫了被敘述的地位,可以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直接發聲,可以用自知視角對自身經歷進行訴說,或自我申辯,或直抒胸臆,或對自己在小說中被不可靠敘述遮蔽下的真相進行辯誣或正名。如在第四部中陳眉只是作為敘述對象——既是敘述者蝌蚪的敘述對象,也是小說中人物的敘述對象——沒有正面出場,在劇本中,陳眉卻成為主要人物,直接為自己所受到的不幸遭遇發出控訴,申冤鳴屈,也揭示出第四部中的不可靠敘述掩蓋了的事情真相。在小說敘事中,小獅子、姑姑,當然也包括蝌蚪,都在為小獅子懷孕產子大造輿論,什么回春丹、腹部隆起的懷孕狀、還有牛蛙養殖中心的隱秘產房等,這一切的假戲真做,就是為了抹掉陳眉代孕的事實。可笑的是小獅子也真以為自己是產婦,也能夠分泌乳汁,姑姑也以為自己真有讓高齡婦女能夠回春的靈丹妙藥。但這一切不過是海市蜃樓、空中樓閣。劇本中陳眉的出場控訴、伸冤,徹底戳穿了全部謊言和假相,讓人們直面幻影下的嚴酷現實。陳眉的登臺,證明了小說敘事不過是一種人為地變形了的信息,也是現代敘事學中的一種不可靠敘述。

作為劇本作者的蝌蚪,也在劇本中成為劇中人,同時,也是劇本中的敘述者。也就是說蝌蚪既是蝌蚪劇本中的敘述對象,又是劇本中的敘述人。那么蝌蚪在這兒就有了三重身份:劇作者、敘述對象(劇中人)、作為劇本敘述對象的敘述者。

蝌蚪口口聲聲地說自己寫作的目的是為了懺悔,然而他敘述的重點卻是處處為自己開脫,認為自己是不得已,甚至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在第四章的小說敘事中,有關小獅子懷孕產子的故事,蝌蚪所敘述的基本上是人為的假象,在第五章的劇本中,陳眉代孕的真相顯露出來之后,蝌蚪對事件的理解和評價仍是以自我為中心的,也是一種不可靠的敘述。作品就是通過事實與評判之間的差異,揭示了蝌蚪對于懺悔雖不乏真誠表白,但仍有自我開脫之嫌的實質。

姑姑退休那天回家時被群蛙圍攻的經歷,促使了她的反省,深感自己在計劃生育中罪孽深重,并立志要懺悔贖罪。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一直聲稱要懺悔、要贖罪的姑姑,為何又參與了小獅子和袁腮等人讓陳眉代孕的謀劃?也許對袁腮等人克扣陳眉代孕費的事并不知情。但姑姑配合小獅子假裝懷孕,煞有介事地為小獅子聽診,為小獅子在隱秘的產房接生,對外界小獅子這一絕經的婦女懷孕是服了姑姑的回春丹的傳言,并不否認,一手制造了“超高齡初產婦”的神話,還大言不慚地說:“人民群眾是需要一點神話的!”[④]一個口口聲聲要懺悔要贖罪的人,為什么又一手制造了新的罪孽?或許是為了給萬家留下一個能傳宗接代的子嗣,或許是為了當年王仁美母子的死心生愧疚的補償。但這都是一己之私,卻不能成為一心要懺悔的姑姑再次犯下新的過錯的借口。這不是在過去的罪行上又疊加了新的惡行么?不又增加了自己的罪孽么?對剝奪了陳眉作母親的權利,姑姑畢竟于心不忍,也心懷愧疚。但是在蝌蚪貌似義正詞嚴的勸說下,姑姑的愧疚之心頓時釋然。在第九幕中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問題:

幸运快乐8姑姑:蝌蚪,演戲歸演戲,現實歸現實,我總覺得,你們——當然也少不了我——我們虧對了陳眉。最近,我的失眠癥又犯了,那個討債小鬼帶著那群殘疾青蛙每天夜里都來吵我,我不但能感覺到他們涼森森的肚皮,還能嗅到他們身上那股子又腥又冷的氣味……

郝大手:你這是神經衰弱導致的幻覺,全是幻覺。

蝌蚪:姑姑我理解您的心情,這件事如此處理我心中也感到愧疚,但不這樣處理又能如何處理呢?不管怎么說,陳眉是瘋子,而且是個嚴重毀容、面貌猙獰的瘋子,我們將孩子交給她撫養,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而且,盡管我是不自愿的,但從生物學的意義上說,我是孩子的父親。當孩子母親神志失常、自己的生活都不能料理的情況下,孩子由父親撫養是天經地義的事,即便是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也會這樣裁判。您說是不是?

姑姑:也許我們把孩子還給她,她就好了呢?母親和孩子之間,那是可以產生奇跡的……

蝌蚪:我們不能拿孩子去做這種冒險的實驗,神經病人,什么事都能干出來的。

姑姑:神經病人也是愛孩子的。

蝌蚪:但她的愛很可能給孩子帶來傷害。姑姑,您千萬不要為這事內疚。我們已經做到仁至義盡。給了她雙倍的補償,還送她進醫院治療,包括陳鼻,我們也沒虧待他。等到將來,她的病徹底好了,孩子大了,我們會找個恰當的時機告訴孩子真相——盡管告訴他真相只能給他帶來痛苦。[⑤]

在這兒,蝌蚪哪有一絲懺悔之心,倒像是一番精心準備的辯詞,完全推脫了自己的罪責。蝌蚪這番推論是建立在陳眉是瘋子、是神經病人的基礎上的。那么,陳眉是否精神失常呢?從她去派出所、電視劇攝制組的民國縣政府大堂中的某些表現來看——如要擊鼓鳴冤、要去開封府、要找包龍圖,對派出所民警、縣長高夢九稱呼包大人、包青天,自稱民女等——確實不正常。但她在向民警、高夢九陳述自己的冤屈時,將事情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講述得條理清楚,層次分明,語言流暢、毫無滯澀之處。完全是一正常人的思維,哪能看得出是精神病患者呢?劇本中在蝌蚪稱陳眉為瘋子之前,談到陳眉是神經病、瘋子的地方有三處:一是家寶婦嬰醫院的保安說她為“神經病”。再就是派出所所長對民警小魏說,這個女人是東麗玩具廠火災的受害者,神志不清。第三處就是小獅子等人追趕抱走孩子的陳眉時喊的話:攔住這個瘋子。據此能否斷定陳眉是瘋子么?假如陳眉真是瘋子,那么她是何時瘋的?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是被火災嚴重毀容后瘋的,那么袁腮的代孕公司不會讓一個瘋子成為代孕者,因為無法向客戶交代。另外,講究基因、講究遺傳的小獅子也絕不會讓她代孕。由此可以斷定,陳眉是產后瘋的可以確認無疑,因為這一判斷符合事物發展的邏輯。陳眉是產后因孩子被奪走而瘋的,那么袁腮、蝌蚪和小獅子等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們不僅沒有履行代孕前的承諾,還以欺騙的手段奪走了陳眉的孩子,逼瘋了陳眉,又增添了新的罪孽。強勢者總愛為不利于自己、或不合眾囂、獨持異見者隨意扣上瘋子的惡名,以便將自己擺在道德的制高點上,為一己之利的所謂正義性進行辯護。這是屢試不爽的不二法門。相對于陳鼻、陳眉父女,蝌蚪、小獅子們顯然處于強勢地位。蝌蚪將陳眉稱為瘋子,就是為自己剝奪陳眉作母親的權利的合理性、合法性尋找的遁詞。在上述的引文中,蝌蚪先以瘋子的惡名強加于陳眉,在陳眉是瘋子成立的前提下,又以法理上的正義性來為自己倫理正義性進行辯護,再以金錢的補償來減輕自己的愧疚。這種推理確實邏輯嚴密,但前提是否成立卻只能存疑。不過這種推理似乎說服了姑姑,也為姑姑找到一個下臺的臺階。姑姑于是順水推舟,愧疚之情也就暫時煙消云散,不再為此事而煩心。但從姑姑的虧對陳眉之感和蝌蚪的愧疚上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為并非理直氣壯和光明正大的。那些邏輯嚴密的推理和冠冕堂皇的話語,并不能掩蓋惡的實質,而以法律上的正義性來掩蓋道義上的不公正,也使蝌蚪的虛偽暴露無遺。

蝌蚪一直對妻子王仁美之死懷有負罪感。在寫給杉谷義人的第五封信中,蝌蚪說:“先生,我原本以為,寫作可以成為一種贖罪的方式,但劇本完成后,心中的負罪感非但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加沉重。”[⑥]蝌蚪口口聲聲地說要懺悔,要贖罪,但并無實際行動。如果說姑姑供奉郝大手捏出的泥娃娃,還具有真實的行動來顯示出贖罪之心的真誠,那么蝌蚪則毫無實踐贖罪的具體行動。雖然他認為寫作能贖罪,但是他寫作的目的是為了開脫自己的罪責,甚至認為自己也是受害者。他對事實的敘述和評價都是以自我為中心的,都是不可靠的敘述。小說正是通過事實與對事實評判之間的差異,揭示出蝌蚪的一己之私。正是因為此,寫完劇本后蝌蚪的負罪感反而更強烈了。因為他在舊債尚未清除的情況下,在陳眉代孕事件中又制造出新的傷害,如果說蝌蚪對王仁美之死的懺悔還具有真誠之心的話,那么在對陳眉一事中卻顯露出了虛偽之情。

當蝌蚪從小扁頭處得知袁腮不但開辦牛蛙養殖場,而且還開辦代孕公司時,立刻聯想起小獅子去牛蛙養殖廠上班的真實目的和某天同房時的不尋常舉動,意識到自己的小蝌蚪已經注入到陳眉的子宮里。在蝌蚪的逼問下,小獅子終于承認了找陳眉進行無性代孕并已懷孕六個月的事實。蝌蚪怒不可遏,想讓陳眉終止妊娠,但他聯系不上袁腮等人,也無法進入牛蛙養殖場,更見不到陳眉本人。已經五十五歲的蝌蚪又將做一個嬰兒的父親,他感到讓陳眉代孕簡直像亂倫,因為陳眉是她的同學陳鼻的女兒。在蝌蚪從反對到接受這個嬰兒的轉變中,老同學李手——堂吉訶德餐廳老板——的勸說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真正使他回心轉意的則是在婦嬰醫院門前的頓悟。望著巨大的廣告牌上鑲嵌著數百張放大了的表情各異的嬰兒照片——這是這家醫院開業兩年來所接生的孩子的照片的集合——蝌蚪立刻決定要下這個孩子。“上午我還千方百計地想扼殺這個嬰兒,但現在,我的想法變了。當我回頭看到廣告牌時,我的想法已經非常明確:我要這個孩子!這是老天爺賜給我的寶寶,我的苦難,都是為他而受。”[⑦]他感到生命的偉大,熱愛生命是人類世界最莊嚴的感情。“我感到自己的靈魂受到了一次莊嚴的洗禮,我感到我過去的罪惡,終于得到了一次救贖的機會,無論是什么樣的前因,無論是什么樣的后果,我都要張開雙臂,接住這個上天賜給我的赤子!”[⑧]這話語說得多么高尚,多么冠冕堂皇,要下這個孩子,就可以使自己過去的罪惡獲得救贖,是以什么樣的邏輯得出這樣的結論呢?或許是他把陳眉生的孩子當作王仁美的那個夭折嬰兒的投胎轉世,但他在給杉谷義人的信中說這“不過是自我安慰”。這個孩子明明是小獅子等人合謀的結果,怎么變成上天賜予的呢?把人為的說成天賜的,就是擺脫自己責任的最好借口。1920年代軍閥混戰,為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但軍閥政客卻常常在通電中使用“天禍中國”之類的話語,企圖把戰亂的罪責推卸給天,從而掩蓋自己的罪行。在天賜赤子虛幻臆想的自我欺騙中,蝌蚪要孩子的合理性與倫理的正義性也就成立了,也毫無任何心理上的欠債,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迎接孩子的出世。在這種虛妄的合理性與正義性的驅使下,蝌蚪就投入到為小獅子合理合法產子的謀劃中。但要下這個孩子,卻剝奪了陳眉做母親的權利,蝌蚪的虛偽自私、危害他人之心也就暴露無遺。

在以往對《蛙》的評論中,對莫言寫出中國農村五十年的生育史,敢于碰撞禁區的現實批判精神,小說中姑姑和蝌蚪的懺悔意識,表現出極大的熱情。但大都淺嘗輒止,未能深入發掘在懺悔贖罪的表層下所掩蓋的潛文本。懺悔真能贖罪么?姑姑與蝌蚪追求的并非終極的解脫,而是對具體煩難的解脫,是對精神痛苦的逃離。在西方,亞當夏娃悖逆上帝的教誨偷吃禁果就是“罪”的開始,作為人類始祖,他們把罪遺傳給后代。基督徒通過信仰耶穌而獲赦罪,接受耶穌作為救贖主的那一刻就被赦免,但要進入天國,卻要靠一生的修煉。要胸懷博愛之心,擺脫塵世中各種誘惑,剔除肉身的積弊,才能擺脫罪的束縛,成為“神的兒女”,最終進入天國。姑姑和蝌蚪畢竟不是由于原罪而要救贖的基督徒,他們也沒有宗教信仰,其解脫之道自然與基督徒不同,也難以獲得赦罪和救贖。他們的懺悔是由于自己過去所造的罪孽,現在心靈不安,所以要懺悔贖罪。這樣看來,他們是相信佛家的因果報應的,是先有過去造孽的“因”,才有現在內疚的“果”。他們的懺悔與救贖暗含著佛教的因果報應觀念。但佛教的贖罪應廣結善緣,利益眾生,救苦救難,行善積德,慈航普度,放下塵世中的欲念,才能達到擺脫一切苦惱的涅槃境界。這樣看來,他們的懺悔和贖罪與佛教的因果報應也是不同的。他們內心的不安來源于自身所欠的孽債,懺悔只是為了獲得暫時的精神慰藉和心靈的寧靜,況且蝌蚪連一絲一毫的懺悔之心也沒有,更不用提懺悔的具體行動了。口口聲聲說的懺悔,只不過是犯下罪孽之后的一種心理需要,與宗教的贖罪無緣。

《蛙》在懺悔、贖罪表層下的潛文本其實是對自我靈魂的審判。小說將蝌蚪懺悔中的自我開脫、自我辯解的虛偽本質徹底的揭示出來,是為了實現莫言“把自己當罪人寫”的創作意圖。莫言說過:“我的小說跟中國過去的文學作品不一樣是在于我把好人當作壞人來寫,壞人當好人寫。中國的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把好人寫得跟神仙一樣完美無缺,沒有任何缺點;壞人寫成一點好處都沒有。但是我想大家都是人,于是我試著站在超越階級利益的高度上,把所有人都當人來寫。下一步就是把自己當罪人寫。每個作家最后面對的肯定是自我,所謂一個作家的反思、文學的反思,最終是要體現在作家對自己靈魂的剖析上。如果一個作家能剖析自己靈魂的惡,那么他看待社會、看待他人的眼光就會有很大改變”[⑨]。莫言在談到小說的悲憫情懷時說過:“只描寫別人留給自己的傷痕,不描寫自己留給別人的傷痕,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揭示別人心中的惡,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惡,不是悲憫,甚至是無恥。只有正視人類之惡,只有認識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寫了人類不可克服的弱點和病態人格導致的悲慘命運,才是真正的悲劇,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憫。”[⑩]在莫言看來,一個作家能否具有大悲憫的情懷,關鍵在于能否敢于正視并嚴酷的拷問自己靈魂中的污穢。不要總是把自己擺在受害者的位置,滿腹委屈的自憐,而要勇于剖析并袒露自己靈魂中惡念,才能光明磊落、坦坦蕩蕩地面對世人。

莫言非常推崇魯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窮人》的評價。魯迅稱陀思妥耶夫斯基為“殘酷的天才”,“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他說:“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這樣,就顯示出靈魂的深。”[11]莫言把筆觸探向蝌蚪靈魂的深處,揭示出其自我辯解的虛偽本質,其實是對自我靈魂中惡的剖析。蝌蚪口口聲聲地說要懺悔,要贖罪,而又一而再、再而三的以自我為中心地進行辯解,進行開脫,為了要這個孩子,從法律、倫理等方面為自己尋找借口,并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指責別人無理。但這樣做蝌蚪并不能心安理得,他也感到愧疚,心靈也在遭受折磨。就是在對王仁美之死的問題上,蝌蚪也難逃罪責,也在飽受心靈的煎熬。他在給杉谷義人的信中說:“王仁美和她腹中的孩子——當然也是我的孩子——之死,盡管我可以用種種理由為自己開脫,盡管我可以把責任推給姑姑、推給部隊、推給袁腮、甚至推給王仁美自己——幾十年來我也一直是這樣做的——但現在,我卻比任何時候都明白地意識到,我是真正的罪魁禍首。是我為了那所謂的‘前途’,把王仁美娘倆送進了地獄。”[12]正如魯迅所說:“靈魂的深處并不平安,敢于正視的本來就不多,更何況寫出?”[13]敘述者既不推脫罪責,又在進行自我辯護,在兩者的沖突中,顯示出靈魂深處的污濁。進行自我審判,為的是清除心靈上的垃圾。

蝌蚪的這種自我辯護也是《蛙》的敘述方式決定的。《蛙》的敘述者和隱含作者似乎是重合的,在價值觀上全然一致,并且由于采取第一人稱敘述,使得主要人物蝌蚪、敘述者和隱含作者之間,幾乎重疊為一體,三者直接共分同一種情感和價值觀。這就導致作者必然要給人物提供自我辯護的機會,在愧疚與自辯的糾結、沖突與對抗中,讓人們看到蝌蚪靈魂中的惡,從而顯示出靈魂的深。

幸运快乐8[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莫言小說敘事學研究”(項目編號13BZW15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學軍,博士,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王寧)

幸运快乐8(原載《當代作家評論》2017年第1期)

[①]莫言《蛙》第151-152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②]莫言《蛙》第185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③]莫言《蛙》第289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幸运快乐8[④]莫言《蛙》第330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幸运快乐8[⑤]莫言《蛙》第343-344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⑥]莫言《蛙》第289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幸运快乐8[⑦]莫言《蛙》第272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⑧]莫言《蛙》第273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⑨]莫言《碎語文學》第331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⑩]莫言《捍衛長篇小說的尊嚴》,《檀香刑》第3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

[11]魯迅《集外集·<窮人>小引》,《魯迅全集》第7卷,第104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2]莫言《蛙》第289頁,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13]魯迅《集外集·<窮人>小引》,《魯迅全集》第7卷,第10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責任編輯:楊凡、李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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